在过去几个月中，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说明，投资者对于政策变动的信号的反应是十分迅速的
一些在中期来看能承受的风险可能会在瞬间被突然放大，从而使政策制定者的空间大大减小
6月28日，国际清算银行第74届年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国际清算银行行长诺特·韦林克在年会上回顾了全球经济，并表示，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如果要保持中期内的稳定增长，各国应适当收紧货币政策。
经济增长为何超预期？
先来回顾一下全球经济，全球经济的表现比一年前人们所担心的要好得多了，现在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在2004年达到4.5%，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再一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但中国急速的工业化发展也刺激了全球增长。
全球经济增长为何会超过预期？有两个解释，其中一个比另一个要更让人放心。
第一个解释就是市场动力的全球化。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由市场调控，仅仅过了15年，一些管制经济已经转变为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重要的经济改革，这些都为增长带来了活力，特别是在中国、印度、俄罗斯。
第二个解释则不是那么令人放心，全球经济增长都是在非常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下实现的。这些扩张政策包括：美国采取了大量财政刺激手段，主要经济体的利率都达到了几乎是二战后的最低水平，一些亚洲国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外汇干预。与结构性改革不同的是，这些政策的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无限制地使用。
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将需要采取紧缩的宏观政策。在采取紧缩政策时，一个重要的挑战是，不要使经济暴露在风险之下。因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都应在考虑之列。
首先来说一下财政政策。财政状况恶化在最近几年几乎成为一个全球趋势，许多国家的财政状况使得上世纪90年代所取得的进步付诸东流。先说说发达国家吧。美国财政预算赤字经历了自二战以后最坏的情况，今年赤字会达到GDP的5%，但在2000年，美国财政还有相当于GDP1.5%的盈余。日本财政赤字仍然占到GDP的8%，欧元区许多主要经济体的赤字状况都高于欧元区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不得超过GDP3%的上限。尽早采取措施防止财政恶化十分重要，因为这些工业国家在中期内几乎无一例外地面临巨额的卫生保健和养老费用。
在新兴市场，虽然对限制财政赤字做了很多努力，但公共机构的债务一直在增长，已经超过了GDP的50%，一些政府还面临国有企业或者银行潜在亏损而带来的巨额债务。此外，新兴市场背负的外汇债务也使它们面临外汇风险。
再来看货币政策。目前必须紧缩货币政策的普遍性通货膨胀还没有出现。高失业率限制了名义工资增长，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也使物价上涨受压。更重要的是，由于长达10多年的通货紧缩，人们更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的迹象越来越多，如果比较与通货膨胀挂钩的美国债券的收益率，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预期通货膨胀将上升。日本也正缓慢走出通缩阴影。而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在最近数月快速上升，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也已经有迹象表明，物价在上涨。
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可能最能够威胁到全球物价的稳定了。原油价格在最近几个星期维持在每桶35至40美元，期货价格表明油价将在一段时间维持高位。其他商品价格也上涨了，在过去两年中，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上涨了不少。
第三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阻止货币升值的外汇干预。2003年亚洲外汇储备增长了4800亿美元，这样的水平前所未有，人们只能猜测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后果。一个结果可能是，如果不早一点允许一定程度的汇率灵活变动的话，汇率最终的变动可能会十分突然。第二个结果可能是，亚洲不断大量买入美国国债可能会影响到各个细分市场的定价。另外一个后果则可能是，外汇干预会给市场带来过多的现金，从而引起通货膨胀。最后，市场可能过度依赖于外汇干预，以致任何政策改变的信号都可能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
两点忠告
毫无疑问，消除全球不平衡需要美国改善财政赤字，欧洲实现更多的经济增长，以及亚洲实行更加灵活的外汇机制。而中国是重要的一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贸易越来越多，这个地区希望维持汇率的稳定，已经不是个秘密。中国已经认识到，从中期来说也需要一个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但是任何变动都可能影响到金融系统的稳定以及目前极具活力的经济，这种担心是正确的。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需要设计可行的过渡措施，既能使外汇机制更加灵活有效，又能保证足够的货币政策手段。
中国和印度融入全球经济既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可能就是机会的最好证明。至于挑战，也不难看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全球经济，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会下降，从而带来工资减少的压力。缺乏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将受到冲击，政府当然不应该限制进口，而是应该采取措施提高适应能力，以从全球经济中受益。
对全球经济诺特·韦林克有两个警告：一是如果需要在中期保持稳定，宏观政策就不能还像现在那么极富扩张性；二是必须缓解全球不平衡，要实现这点，最好是避免两个极端，既不能让汇率承担一切，也不能让汇率一成不变。
在过去几个月中，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说明，投资者对于政策变动的信号的反应是十分迅速的，一些在中期来看能承受的风险可能会在瞬间被突然放大，从而使政策制定者的空间大大减小。
